在亲戚朋友眼里，高国伟一直是个能人。他1965年出生，17岁高中毕业后被铁路系统招工当上了列车员，南来北往跑了几年便成了列车长。过了两年觉得车长太辛苦，稍加活动坐上了蚌埠列车段劳动服务公司淮南分公司经理的位置。别小看这经理，管着车站边的旅社、小工厂，肥得流油。最重要的是，高国伟成了老板，在淮南结识了不少买卖煤炭的生意人。1998年劳动服务公司被蚌埠列车段整合后，高国伟虚挂副经理的头衔，自己单干贩卖煤炭。据其交待那些年挣了不少钱，惟一感到有点不方便的是，因为自己没公司，有的单位买了煤后索要增值税发票，他只好到处托人开票，除了按票面交税外还要交一笔管理费，特划不来，有时候这票一开一趟生意就没什么赚头了。于是，高国伟想自开公司，不再去求人开票。
2003年7月，高国伟来到巢湖市，见退休在家的老岳父闲着没事急得慌，就鼓动一起办个公司，由他出资50万元，用岳父的身份证注册成立了巢湖市天利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天利公司)，称自己现在是合肥列车段的职工，不方便在公司中任要职，力邀岳父出任总经理、法人代表，休学在家的小舅子任董事长，加上高国伟从淮南带来的“小弟”郁树新，聘了一个代账会计，共5个人，公司租的是其岳父工作的卫生所一间12平方米的小平房。自从公司取得了一般纳税人的资格后，高国伟就盘算着如何利用领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财。
淮南人贾昌松(另案处理)原先在高国伟家门口开饭店，相互很熟。得知卖增值税专用发票既轻松又来钱，便到离家不远的长丰县开了“海兰”、“神华”两家公司，专事发票买卖。他向江苏、安庆的多家公司卖出大量销项发票后，需要进项业务来摊平，就找高国伟帮忙。两人讨价还价后，商定按票面价税总额的7%~8%不等的价格用现金付费。高国伟先后虚开了39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总计509万余元，卖给贾昌松的两家公司在长丰县国税局申报抵扣了税款。
王胜和高国伟住一个大院，穿开裆裤时便是朋友。2004年3月，王胜在淮南街上遇见派头十足的高国伟，一副发达样子，便要其“拉兄弟一把”。高国伟问他能不能搞到增值税发票，王胜夸口说：“那是小菜一碟，不过要去深圳。”第二天，高国伟和王胜飞往深圳。王胜带高国伟在一神秘女子手中开来10张税金达12万余元的北京发票后，觉得王胜“有两下子”，便叫他办个假身份证回去一起开个大公司。照着街头的办证电话，王胜花了300元轻松办了两个假身份证，其中一个化名杨有金，长丰县居民。
天利公司开张半年多，高国伟老说亏本，岳父总经理、小舅子董事长的主要业务是抹桌子扫地，虽每月有数百元工资，但还是有些不开心。高国伟决定再办个公司。2004年4月，高国伟叫王胜拿着杨友金的假身份证登记了巢湖市飞鹏商贸有限公司(下称飞鹏公司)，由王胜出任法人代表、总经理，答应每个月给他1000元工资，王胜喜出望外。飞鹏公司的主要业务依然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主要客户也是贾昌松，先后开了111份至海兰公司，税款计144万余元均被海兰公司申报抵扣。
卖出那么多发票后，如何抵扣销项税额？高国伟有些发愁了，不过他很快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60多岁的张廷发是个从事钢材购销的钢材贩子，他从河南、安徽等钢材公司购进钢材，销给合肥、淮南一些单位的建筑工地后，一方面赚取每吨10~20元的差价，另一方面因那些单位购进钢材不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他就从中“搞个票钱”。高国伟要其将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到他所办的公司，并约定按票面价税总额的4%左右的价格付费给他。张廷发先后从河南商丘、安徽合肥、阜阳等35个企业共虚开200多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给高国伟。精明的张廷发也从高国伟的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按票面价税总额的2%付费给高国伟，转手卖给上海翰坤公司，“手续费”却涨到了4%。
王胜出任飞鹏公司总经理后，频频接受“员工”高国伟的指派，远赴甘肃、陕西等地，从煤贩子刘存安(另案处理)手中买回了甘肃省平凉市华亭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虚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税款达188万余元，交由高国伟在巢湖市国税局申报抵扣。
一个曾当过列车长的铁路职工摇身一变成了大老板，网罗亲戚、朋友、同事注册了4家公司，表面上销售煤炭钢材，背地里干的是买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勾当。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涉及到全国11个省的400余家公司，目前已查实虚开发票金额达2亿多元。
不久前，分别羁押在巢湖市多家看守所的9个同案犯先后接到了省高级法院的终审判决书，主犯“大老板”高国伟被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其他8人各得其咎。这起公安部挂牌、被号称“安徽第一税案”的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终于圆满告结。记者历经半年追踪，首次向公众披露这宗大案的离奇情节。
伪造铁路运输货票
高国伟卖发票的业务越做越大，客户从省内发展到省外。他感到从张廷发那里或派王胜买票回来，都大大降低了自己卖票的利润。一个偶然的机会，高国伟得知铁路运输货票可以抵扣税款。他从西安带回了铁路运输货票的样票，在淮南找了几家印刷厂都因为没有印发票的审批手续被拒绝。高国伟终于在郊区找到了一个小印刷厂。厂长杨开胜原先在国营印刷厂干了20多年，曾管过税务发票的印刷业务，下岗后一个人开个小印刷厂度日。正为没业务发愁的杨开胜见大老板高国伟送业务上门，二话没说就答应帮其印刷。杨开胜只有一台老掉牙的铅印机器，这货票要用无炭纸胶印又要印号码。他便带着纸张和油墨找到刚买回一台胶印机的同学朱国，自己动手印起来。朱国看到印的是兰州铁路局和郑州铁路局的货票，就问杨开胜这票能不能随便印，杨开胜说是老朋友的，没事。朱国就指导他怎么印刷号码。杨开胜印好后，按照行业规矩丢给老同学每千份10元的加工费。
高国伟拿到铁路运输货票后，照着街头上的小广告找到一个刻章的小伙子，付了1000元，第二天就拿到了“兰州铁路局”和“郑州铁路局”及下属货运站的10个印章。然后，他敲开了隔壁的“光腚朋友”常林庭的家门。常林庭在铁路上的一家公司任财务主管，办公室里有两台电脑。高国伟要他帮忙打些票，说是多开些票可以证明自己公司的生意能力，接下去可以做大买卖。常林庭曾拒绝帮其印刷货票，这次抹不开面子就答应了。
第一次叫会计拿着伪造的铁路运输货票去税务局认证时，高国伟还是紧张得心怦怦跳。没想到的是，很容易就通过认证，抵扣了税款。高国伟放心了，胆子越来越大，先后3次叫杨开胜、朱国为他非法印制铁路运输货票2万余份，杨开胜赚了1000多元钱，朱国则收了其加工费400多元。高国伟开始叫常林庭填写铁路站名都是真实的，见认证那么容易，就开始在铁路货票上胡编乱造站名，起始地有郑州大柳塔、郑州府谷等，到达地有上海、苏州、淮南、无锡北等，后来经郑州铁路局证实，根本无大柳塔和府谷两个站名。贻笑大方的是，高国伟开的铁路货票上发货人都是自己的公司，收货人则是自己的另一个公司，而有很多是从甘肃天水站发货的煤炭，后经兰州铁路局天水站证明证实：从2003年1月至2005年5月，该站从未发运过一车煤炭。高国伟伪造兰州铁路局的铁路运输货票与真实的货票截然不同。
常林庭为高国伟虚开非法制造的铁路运输货票多达13096份，税款总计1046万余元，其中被实际抵扣12946份，抵扣税款1010万余元。高国伟念常林庭开票辛苦，送给他旅游费、压岁钱以及香烟共8500元。
高国伟共为自己的公司虚开铁路运输货票10624份，税款达846万余元；为贾昌松的公司虚开货票2472份，税款199万余元。开始时高国伟还是卖给贾昌松，后来就索性白送了几大本铁路运输发票给他。
再开两家大公司
天利、飞鹏两公司靠卖票大捞黑财，高国伟一夜暴富。2004年10月，高国伟将天利公司注销，意欲金蝉脱壳；但不久发现，只有飞鹏一家公司不好操作，决计另起炉灶大干一场。
2005年初，高国伟来到合肥列车段摆阔。原先在他手下当乘务员的雷一鸣(化名)见到高国伟一副大老板的派头，希望投靠他干番大事。高国伟设宴款待昔日同事，在酒桌上商定由他投资在合肥办家贸易公司，并且爽快地答应有合肥户口的雷一鸣出任法人代表、总经理。第二天，雷一鸣带着加盟进来的一个同事租下了办公用房。高国伟付了3个月房租，又甩出一笔钱购买办公用品。
他们来到一家代办公司，提出要办个注册资金500万元的公司。代办公司的经理说，可以帮他们办理虚假出资的手续，但要一定的手续费，又直接帮他们搞了两个外地人的身份证，说这样就是招商引资来的，可以享受一些优惠政策。2005年1月10日，高国伟向代办公司支付了2.5万元手续费，拿到了用雷一鸣身份证在合肥登记的安徽顺合贸易有限公司(下称顺合公司)的所有证照。1月29日，高国伟又用施传保(另案处理)的身份证在巢湖设立登记了巢湖市恒久物资有限公司(下称恒久公司)，注册资金也是500万元。
一开始，顺合公司领到的是万元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高国伟嘴一撇说：“我们是做大生意的，赶快申请10万元版的。”税务局说必须有购销合同，合同还要经过公证。高国伟就叫雷一鸣和王胜一起带着公司的章，到无锡和一家公司签了份百万元煤款的合同，回来花了500元办了公证，不日便领到了10万元版的发票。
雷一鸣和他的同事每个月都能从高国伟那里领2000元薪水，可呆在办公室里总是无事可做。高国伟一个月来一趟合肥，住在宾馆里，带来一个会计开各种各样的票。税务专管员见进项票上开的大都是煤炭，就问高国伟“巢湖又不产煤怎么到那里买煤？”高国伟嘿嘿一笑说：“是从那家公司转买了一点煤。”其实，顺合公司将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出去后，为抵扣销项税额，进项票大都是从自己在巢湖的飞鹏、恒久公司开来的。
高国伟一边把飞鹏、恒久、顺合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卖掉获利，一边让自己的3家公司“互做生意”，互开进项票，达到了肥水不外流的目的。为了掩人耳目，高国伟4个公司共计实缴税款107万余元。王胜说：“飞鹏公司纳税最多，差点受到税务局的表彰。”
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高国伟的4家公司如此猖獗地开票卖票,难道没遇到一点波折？其实，早在2004年3月，巢湖市国税局稽查局就发现高国伟和王胜在深圳买回来由天利公司拿去抵扣的10份北京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失控发票。天利公司被罚了税金12.9万余元。高国伟感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查到也被罚了点款，可以再赚回来，变得有持无恐。
2005年12月，税务局工作人员又对飞鹏公司查账，发现大量运送煤炭的铁路运输货票到站都是无锡，便提出要去无锡看货场。高国伟很从容地为王胜租了一辆面包车，自己先到无锡，用电话遥控王胜带着税务局工作人员到无锡火车南站附近的一个煤厂转了一圈，就蒙混过关了。
铁窗里的感慨意味深长
迄今为止，和高国伟案相关的已有3宗案子作出终审判决。除高国伟被判死缓外，张廷发、贾昌松被判无期徒刑；另有10人被处15年至3年不等的刑罚。甘肃华亭煤业集团被当地国税局追缴税款、罚款及滞纳金等共计305万余元。宣判后，记者采访了其中的5个被告人，他们在铁窗中吐露出的感慨意味深长。
高国伟说：“总以为卖发票最多罚点钱，知道要坐牢，打死我也不干，又不是没工作没饭吃。”他还说，“最对不起的就是常林庭这个‘光腚朋友’了，是我害了他。”
“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啊，高国伟改变了我的下半生。”常林庭得知自己被判15年后叹着气说，“他害得我再也不能孝顺78岁的老母亲了。”
“高国伟是挖了个火坑让我往里跳啊，害惨了我的下半辈子。”被判了13年的王胜忿忿不平，“我好不容易找了个对象准备去年底结婚，现在没影子了，看来我这辈子要打光棍了。”“我总共才挣了高国伟1000元钱，100元坐一年牢，年轻时下放生产队，到老了还进劳改队，这是天意。”为高国伟印刷铁路运输货票的杨开胜被判了10年，他摇晃着脑袋自嘲道，“我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成了淮南市印刷行业天大的笑话。”“我只是把机器借给杨开胜用了，帮他对了对号码，收了他400多块钱，后果就这么严重吗？”朱国满脸疑惑。
